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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历史】人口节育导致罗马帝国灭亡?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5-02

  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城市,但外来民族如希腊人、犹太人等,没有被选举权或很少有选举权,他们主要从事工商业、演艺、家仆等工作,基本无权参与政治与军事活动,当然也就谈不上在这方面的影响力。至于信仰方面,除了犹太教排他性太强不时遭遇反排斥外,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混同在罗马人的多神教中,各干各的,零零散散,未能对政府构成和国家安全产生危害。

  对于需要征战才能生存和发展的罗马而言,足够的人口是保持战争得以持续、国家安宁的最基本条件,而战争是自由民的任务,非自由民没有这方面的权力和义务,因此前者减员比例最高,为了保持人口增长,罗马法规定不许堕胎,违背者没收部分财产,杀婴为法律所不许(畸形儿除外)。

  共和国早期这些条文尚能较好地得到贯彻,但后期的腐败、婚姻及男女关系的混乱,导致部分人将养育孩子看作负担,只关注个人享乐或公共事务,不愿意生育抚养孩子的意见为很多人接受。比如加图及其追随者甚至认为富人应当保持财富集中,不能多生子女。

  进入帝国时期,由于凯撒和奥古斯都两任皇帝的外战和掠夺,罗马的富足和公共福利程度有了飞跃性改善。贪图享乐的罗马人沉浸在赛马、角斗、赛车、妓院、浴池及来自希腊和别的民族的各种竞技运动中,过度纵欲本身就降低了人们的生育能力。同性恋、被很多人追求,晚婚、不婚、阉割之风大为兴盛。有权有势的人甚至将大批阉割了的男孩当自己女儿的陪嫁。而且越是富裕人们越是感受到金钱的好处,爱财如命。当国家不再承担共和国时期对孩子的公育补贴后,人们更不愿意把钱和时间花费在生养孩子之上,而敛财享乐避免生孩子的婚姻超出人们想象力的荒唐。比如有些女人嫁给有钱的阉人;有些嫁给特别贫穷无能的男人,以便与多名男子自由往来获取钱财。节育还以节约粮食和资源的名义被推行到了乡村。公元100年左右,借着顾全帝国粮食安全的名义,官员唆使农人节育。到3世纪,整个帝国的西方行省竞相仿效,高卢地区的人力资源大幅降低就与此有一定关系。

  罗马的凋敝导致帝国凝聚力的下降。军人征战后不少留在国外,富商因为生意、安全感等方面的原因大量移居国外,公民人数比例急剧下降,行省内部布满移民和寄生虫,异族进入军队、政府的情况日益严重。《罗马史》的作者蒙森说:“大多数武士和许许多多的议员都是奴隶的后裔。”如果把有钱有势的叫作贵族的话,老贵族家族衰落和断了香火、外来的新贵招摇过市已经是常态。财富与贫困把意大利人逐出意大利,而将这半岛用奴隶和沉寂充满。

  企图挽救共和国颓势、重振民气以成就大业的凯撒和继任者奥古斯都显然注意到了这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增加公民人数的措施。凯撒在高卢地区对当地人的罗马化,便是贯彻这一意图的表现。奥古斯都时期新推加了很多增加罗马人口和防止人口外流的规定。比如缩短服兵役年限防止军人久居国外安家落户;元老级人物除非公务不得居住在意大利之外的地区;凡适婚年龄(20—40岁)者不得连续三年不在意大利;给予孩子多的家长特别报酬;严惩离婚和通奸,等等。

  鼓励生育的政策在后任皇帝那里得到继续。比如克劳狄废除了提比略在巴比乌斯—波贝乌斯法中增加的一个条款,这个条款规定60岁的人不能生孩子。他制定了一条法律:执政官可以在正常程序之外为孤儿任命保护人。克劳狄还应一个战车剑斗士4个儿子的请求,授予该剑斗士以木剑,然后立刻贴出布告晓谕人民多生子女好处多,比如这4个孩子,甚至可以给当角斗士的父亲带来好处和保护。

  与本族人口减少的同时,大量对流到罗马的,是解放与尚未解放的奴隶与其他穷人。他们从小亚细亚、叙利亚与埃及大量涌入罗马,原来人口众多的意大利城镇普遍荒芜。蒙森在其名著《罗马史》中如此叙述:“没有一个地方比罗马的奴隶更驳杂的——叙利亚人、弗里吉亚人、利比亚人、摩尔人和希腊人的混血,盖塔人与伊比利亚人夹杂着日增的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跟自由的缺乏密不可分的败德,在形式的道德与精神的道德之间的可怕鸿沟,非常炽热地呈现在城市中有教养或半有教养的奴隶中,其严重性远甚于乡村中像牛一样在锁链中耕种的奴隶。”后来入侵的蛮族在生育方面的优势非常突出。他们混居、婚姻关系混乱,人口繁殖极快。结果,“其臣民原有的血统被冲淡了,有学问的各阶层,反被拖拽到曾是他奴隶的文化中,大量生育压倒了优生优育,儿女众多的人征服了不孕之人,反而在主人之家‘鹊巢鸠占’”。

  针对以上情况,帝国用严格控制公民权的办法防止国家权力落在异族手里,奥古斯都公开声称宁可自己钱袋子受损,也不愿意出卖公民权,比如其养子、女婿提比略为希腊籍的依附者要求公民权时遭到皇帝拒绝,只允许免除此人的供赋,还在原来法条的基础上增补别的条款,使奴隶取得公民权变得更加艰难。比如规定任何曾戴过镣铐和挨过鞭笞的人无论已经取得何等程度的自由,都不得获得公民权。按照罗马的规定,以上待遇基本不适应于罗马公民而是对待奴隶的手段,而奴隶基本是外邦人,这些显然是为了政治上排外。他给愿意为罗马人服务的拉丁人颁发拉丁公民证甚至普通公民证,以扩大公民数量。克劳狄皇帝还禁止外地出生的人使用罗马人的名字,至少是部落的名字,将冒充罗马公民的人斩首。

  为了解决自由民兵员不足的严重问题,后期罗马从蛮族中吸收越来越多的兵员成为必不可免。一方面,战争频繁带来的部队减员情况在加剧,吸收蛮族人加入军队和管理机构现象变成常态,蛮族甚至已经渗透到皇宫。有的罗马皇帝一厢情愿地将蛮族首领子弟留到罗马和其他发达地区作人质,认为希腊罗马发达的文化会改变这些蛮族接班人的思想和习惯,将来继位后带领部族归顺成为帝国良民。后果却常常是引狼入室,这些归属感和信仰都可能与罗马皇帝离心离德的人们,不仅难以成为皇权的鹰犬爪牙,反而常常成为他们本民族的卧底或罗马军队内的叛徒与内应。有些时候,蛮族已经到了喧宾夺主的地步,皇帝还得低声下气讨好蛮族,越到后来越是如此。大量的丝绸、黄金、美女不仅难以安抚蛮族的贪欲,反而吊起他们更大的胃口和彼此攀比。

  罗马在相当长时期内,凯撒、尤利安对高卢的成功经营将日耳曼人挡在了多瑙河北岸,该地是帝国北部的可靠屏障和缓冲带。但共和国后期开始兵员的持续不足和部队战斗力下降都给防御带来了极大压力。威尔·杜兰特指出:“罗马的军事工程人员曾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筑有一条有城堡的道路和300英里长的城垣,每隔9英里,就有一个城堡。它对罗马的贡献有一个世纪之久,但在罗马人的生育率远落后于日耳曼人时,却很少有什么用处了。”“当奥勒留以成千的日耳曼人移入罗马帝国定居时,罗马的堤防就已决口。日耳曼军人被欢迎进入罗马的军队,并晋升为指挥官。因此,意大利人的家族就逐渐衰微,而大量的日耳曼人却在意大利成家立业。在此情况下,罗马化的运动便背道而驰,蛮族人反而在同化罗马人了。”东罗马皇帝如查士丁尼一世持续修建城墙和堡垒,这恰好说明了其内心恐惧和防卫力量不济的事实。

  威尔·杜兰特在其《凯撒与基督》中就人口减少对罗马军队结构及帝国防御、帝国崩溃的关系有过较系统的论述与总结:“地方军队和雇佣兵的兴起,塞维鲁斯的废除侍卫队,地方势力的产生,与他们之间夺取王位的斗争,使意大利早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前,就失去其领导重心,甚至失去其独立自主的地位。罗马帝国的军队,不再是罗马人组成的军队,而是由各省人民,主要是蛮族所组成。他们不为他们的祭坛、家庭而战,却为薪水、战利品而战。他们宁愿攻击劫掠帝国的城市,而不愿意应付外来的侵略……军事问题比内政问题更趋严重,边疆的城市反成了政治中心,罗马城却成为凯旋式的剧场、帝国建筑的展览所、政治古董的博物馆。”

  蛮族对罗马毁灭性的打击时段是从公元3世纪开始的。日耳曼人、匈奴人、鞑靼人、哥特人等频繁地骚扰边境,他们像蝗虫一样从四面八方围攻罗马帝国,皇帝率军抗击蛮族、好几年不在都城的情况司空见惯。

  如果就军事训练程度和武器装备以及物质基础而言,蛮族根本无法与罗马帝国相比,即便在它日益衰落的时候。然而,帝国却在他们野蛮、无节操的背信弃义中迅速走向崩溃,而野蛮正是蛮族当时的常态和价值观。他们的房子拉在车上,拖家带口同行;肠胃习惯了粗劣食物,生存能力极强;牲畜一路有草场供养,它们又提供了肉和奶供养着主人,蛮族甚至连战马都可以杀了吃,这在很多民族中是不多见的。没有祖国和家园意识,将抢掠看成光荣的蛮族较文明国家的公民更有战斗力,他们毫无爱惜自己和别人生命的意识。君士坦丁堡皇室和议员的花园别墅,更加激发了蛮族的贪婪。

  公元375年,受到匈奴人压迫,难以抗拒的西哥特人大举迁入罗马帝国。其首领遣使前往安条克拜见罗马东部皇帝瓦伦斯,声称其率领的20万哥特人希望能进入巴尔干半岛避难。瓦伦斯接受了请求,幻想能用哥特人充实其军队。瓦伦斯根本就不会想到,接受一支难民到了帝国腹地,企图同化他们,不但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还给走向没落的帝国推了最猛的一掌,并给罗马人带来了一百多年的战争。

  公元376年,总数约100万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其中武士人数达到20万之多。他们离开适合游牧部落的地区到了文明发达的罗马,生活非常不适,罗马的官员百般刁难,还企图解除武士们的武器,而这是他们根本无法让步的。为了保住携带武器的权利,他们只好贿赂甚至献出妻女让罗马官员纵情淫乐,导致西哥特人与罗马人关系的急剧紧张,也引起皇帝瓦伦斯的焦虑和担心。不久,东哥特人同样因匈奴的压迫求瓦伦斯允许他们渡河,后者眼见哥特人势力聚集的危险,断然拒绝。但罗马官员忙于防止西哥特人而疏于对东哥特人的防备,导致后者连其幼主一起顺利渡过多瑙河。

  在一次意外冲突中,罗马人和哥特人发生了口角,进而演变为冲突,哥特首领认为只有跟罗马人宣战,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原来敌对的东西哥特人同病相怜,决定摒弃前嫌共同对付罗马人。哥特人还用贿赂、瓦解等手段建立各蛮族的统一战线,将原来的敌手匈奴人、西徐亚人等拉成盟友。罗马军队内部的蛮族士兵包括宫廷卫士,将军事情报送到自己的族人那里,冲突一久,双方终于爆发了战争。最终,战败的罗马皇帝瓦伦斯死于亚得里亚堡前线。是役,罗马大军有三分之二人丧生。

  瓦伦斯的侄子狄奥多西继位后对蛮族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西哥特人集体归顺了罗马帝国。然而,这对挽回帝国命运已经毫无意义,至多也就是增加了苟延残喘的时间而已。东罗马帝国付出大量金钱求得与曾在君士坦丁堡当人质长大的东哥特首领狄奥多里克的和解。比如皇帝承诺将大公、执政官等高位赐予这位蛮族青年,甚至让他担任内务军指挥官,给他雕塑铜像,希望靠他帮助自己恢复和稳固皇位。

  狄奥多里克承诺为东罗马皇帝收复河山,进军意大利。但他杀死名存实亡的罗马皇帝后,在意大利地区建立起东哥特王国,成为罗马的蛮族统治者,早就将对皇帝的承诺放在脑后。

  从493年到526年,狄奥多里克统治意大利期间,经过一系列政治联姻,得到了法兰克、勃艮第、西哥特、汪达尔和塞林金各族的支持。他临死之前将自己控制的行省分给两个孙子,罗马皇室的血统在以上流转中根本无法保有相对的延续性。

  535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出兵意大利,并在次年打败了东哥特王国,恢复了罗马帝国在西方的领土,但西部的罗马制度和文化早被蛮族稀释得今非昔比。东罗马帝国大将贝利萨留发动非洲战役,收复昔日罗马帝国大片故土后,彻底剿灭异教,推行东正教,罗马多神教影响力的范围可以说已经微乎其微,罗马传统文化已经消亡。

  其一,由于蛮族根本没有保护文化的观念,兵锋所指,无所不毁。神庙被辟作马厩和屠宰场,文物古迹内部陈尸累累,伟大的罗马成为瓦砾场。蛮族入侵对罗马文化的荼毒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在蛮族的打击下,罗马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斗争勇气和公民意识,即一直为罗马人引以为自豪的罗马精神。有哥特人的首领说,他根本想不到像一群绵羊一样四散的家伙,竟然胆敢坚持拥有举世财富和众多行省。被匈奴人像兔子一样赶着跑的哥特人竟然如此看罗马人,可见后者的民族心理已经彻底崩溃。

  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再造不能简单地评判得失,因为在那个时代,破坏和改变是常态,就像罗马的对外征服也是对其他文化的摧残一样。

  确实,蛮族的入侵不仅从物质上毁坏了环地中海区千年文明的“肉身”,也促使多神教的衰落和基督教“羽化成仙”。查士丁尼重建索菲亚大教堂的年代,已经看得出基督教对罗马传统文化的完胜。吉本如此说:“基督的胜利利用掠夺异教最后的宝藏加以装饰,贵重石材的主要部分来自小亚细亚、希腊的群岛和陆地、埃及、阿非利加和高卢各地的采石场。”但基督教只有在作为蛮族的日耳曼人那里才得到了升华。由于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干净的意识中接受了基督教真善美的原则,道德行为有了飞跃性进步,真正成为一种信仰。加洛林王朝的查理曼大帝(768—814年在位)与教宗(教皇)合作恢复了西罗马帝国后,将天主教传播至德意志中部和北部。随着基督教会地位的提高,专业教职人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准不断进步,他们对希腊罗马文明成果的保护和传播,通过《圣经》的扫盲,为文艺复兴和近代社会的形成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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