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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因凯撒之名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5-02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两千余年以前的周代,中国人便将农业与历法紧紧联系在一起。数百年后,在遥远的地中海沿岸,古罗马人则用他们的神祇和节日为每个月份命名。在那里,一月是守望之神“雅努斯”;二月是洗刷灵魂的“菲勃卢姆节”;五月是专司春天的女神“玛雅”;六月则是众神之王“裘诺”。公元前44年,古罗马将军马克·安东尼建议用刚刚遇刺的“无冕之王”凯撒的名字尤里乌斯(Julius)为七月命名,自此,七月便成为了凯撒,凯撒便成为了七月。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两千余年以前的周代,中国人便将农业与历法紧紧联系在一起。数百年后,在遥远的地中海沿岸,古罗马人则用他们的神祇和节日为每个月份命名。在那里,一月是守望之神“雅努斯”;二月是洗刷灵魂的“菲勃卢姆节”;五月是专司春天的女神“玛雅”;六月则是众神之王“裘诺”。公元前44年,古罗马将军马克·安东尼建议用刚刚遇刺的“无冕之王”凯撒的名字尤里乌斯(Julius)为七月命名,自此,七月便成为了凯撒,凯撒便成为了七月。

  作为古罗马共和国的终结者和古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凯撒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代名词。而凯撒生前身后的一百年里,也出现了太多英雄神话、儿女情长。

  提到盖乌斯·尤里乌斯·凯撒,人们最先想到的似乎都不是他的功绩,而是他的死亡。公元前44年,凯撒在元老们的要求下前往元老院,结果被在场的60余人用尖刀刺死。关于凯撒被刺的原因,历史上存在众多的解读。有人认为凯撒被刺源于其自身的暴虐和独裁,也有人将凯撒视为古罗马唯一的“创造型天才”,而他的被刺只是因为腐朽不堪的元老院无法接受将权力和利益让渡给平民的改革方案。无论哪种,最终都会涉及凯撒本人的事迹和对历史的还原。在这点上,2005年HBO出品的两季《罗马》可谓其中翘楚。

  《罗马》第一季始于凯撒对高卢的八次远征中的最后一次,结于凯撒被刺身亡,其中穿插了众多历史人物和事件,对当时罗马的社会生活状况进行了全面地展现和深入地刻画。用现在的眼光看,10年前的这部剧集的考据程度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从罗马到高卢再到埃及,大到建筑样式、排兵布阵,小到生活起居、发型头饰,甚至是布料的材质、陶罐的颜色和角色的样貌,《罗马》全都做出了全方位无死角的精确还原。当然,更值得关注的是《罗马》本身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尊重,其中包括布鲁图斯在友谊和荣誉之间的摇摆、西塞罗对共和制度的笃信以及众多元老对凯撒、安东尼的恐惧和不满。

  当然,一切剧集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缺陷所在)还是将故事的曲折性放在首位,而就《罗马》本身而言,罗马共和国末期统治阶层的权谋和争斗就成为了一切剧情发生的起点和终结。至于凯撒希图通过独裁架空元老院从而整合国家力量以及重新调配奴隶数量从而确保社会稳定的努力,《罗马》反而一笔带过,由此也很难让人对凯撒在历史当中的作用和独裁的真正意义做出更为明晰的判断。

  对比来看,莎士比亚则并没有从权谋本身出发对“凯撒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解读。在其名剧《裘里斯·凯撒》中,凯撒甚至成为了历史的配角,少有的几次出现也让人感觉威严、神圣,充满距离感;而布鲁图斯则更像是内心充满欲望和游移的“人类”。莎士比亚刻意淡化历史上“高大全”的历史人物,把布鲁图斯在历史中的作用放大,从而表现出性格本身对悲剧结果形成的终极影响。

  在这其中,有两部电影作品真正捕捉到了莎士比亚的意图,二者虽然均改编自《裘里斯·凯撒》,但形式却又不尽相同:一部是约瑟夫·曼凯维奇1953年拍摄的《凯撒大帝》,这部由马龙·白兰度主演的电影被许多人称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莎剧改编电影之一;另一部则是塔维尼亚兄弟执导的凯撒奖最佳影片《凯撒必须死》。影片以监狱为拍摄场景,全部角色均由监狱犯人主演。二者都是将莎士比亚的原著台词原封不动地运用电影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前者将整个故事放入了历史场景之中进行还原,严格遵循着“情感共鸣”的原则;后者则将故事置于监狱的铜墙铁壁之中,从而产生出强烈的间离效果,让人在“犯人”和“罗马”、“权谋”和“野蛮”之间对历史和现实重新进行思索。

  在《凯撒必须死》的结尾,一个犯人在演出完成之后回到牢房之内,大门上锁的一刻,他由衷地说道:“自从我发现了什么是艺术,这间囚牢对我而言就真的变成了监狱。”由此,塔维尼亚兄弟向意大利社会和制度提出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历史上的凯撒被乱刀捅死了,现实中的还需要吗?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些前凯撒时期的背景,以便更好地了解凯撒对古罗马政治做出的变革的历史意义。凯撒30岁那年,即公元前72年,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在角斗学校发动起义,反对罗马对奴隶的残酷统治。当时的凯撒虽然只是个相当不起眼的祭司,直到公元前72年成为军事保民官,凯撒都没有掌握太大实权,但斯巴达克斯起义无疑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他对罗马的共和政制有了全新的认识。

  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剧集到电影,整个影史上描绘斯巴达斯克一生的影视作品不在少数。在这之中,斯坦利·库布里克在1960年拍摄的经典史诗巨作《斯巴达克斯》难以超越。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上世纪50、60年代电视的出现和发展,电影工业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挤压。在这种情况下,好莱坞电影只得寻找一种新的方式与电视抗衡,而超宽画幅下的史诗电影也就因此成为了好莱坞的救命稻草。于是,在10年内,好莱坞诞生了众多3个小时以上的“巨片”,《斯巴达克斯》、《宾虚》、《阿拉伯的劳伦斯》等便属此列。

  虽然《斯巴达克斯》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最不库布里克的库布里克”,甚至也被库布里克自己当作“弃儿”看待,但它却仍然在众多史诗片中显得鹤立鸡群,并且有着与其他巨片全然不同的特质。从场面调度的角度看,《斯巴达克斯》显然更加注重镜头的运动和编排,尤其是其中厨房暴动和两军对垒的场面十分激动人心,让人过目难忘。从人物刻画的角度上讲,虽然《斯巴达克斯》难免将人物扁平化以迎合剧本、明星甚至制片人的想法,但片中的人物却又显然没有其他巨片那样煽情和外露,反而在情绪上表现得较为克制;一些诸如“牡蛎”和“蜗牛”的对话也显得内涵十足,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库布里克本人的风格和特点。从节奏上来讲,《斯巴达克斯》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代中最有节奏的一部了。无论是大战前夕还是荒野吟唱,库布里克总能在激烈的战斗之后找到一个合适的节点,适时地加入一些相对抒情的元素,给人以舒缓和喘息的时间。

  斯巴达克斯起义最终还是没有任何悬念地失败了。在库布里克版的结尾,斯巴达克斯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他的孩子和他的妻子则在格拉古的帮助下获得了平民身份,成为了自由人,开始了新的生活。而在历史上,斯巴达克斯则是战死沙场,随之战斗的大约6000名奴隶战士则被钉死在从罗马城到加普亚一路的十字架上,场面想必十分骇人。

  凯撒虽然只在世上活了不到60年,却见证了整个西方历史上政治最为繁盛、英雄人物辈出的时期。胜者如屋大维,确立起一整套制度,使得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罗马帝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存续400年之久;败者如西塞罗,写下了《论共和国》、《论法律》等影响后世几千年的不朽名作,为西方后君主制时代的制度建设打下了无法撼动的坚实基础;而那时的女性,更作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这其中,克利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埃及艳后”,便是其中足以与古罗马男性政治家相颉颃的一位。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样貌到底有多“艳”表示怀疑,不过这也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埃及艳后过人的智慧胆识和灵巧的政治手腕。

  影史上从来不乏对波澜壮阔的历史的描绘,何况是罗马帝国“无冕之王”与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位女王的传奇故事。在与凯撒的战争结束之后,同为执政官的庞培兵败逃往埃及,未料还没踏上埃及土地就被杀害,头颅也被拿去向凯撒邀功。此时的克利奥帕特拉刚好与她的异母兄弟托勒密十三世打响内战,而凯撒的到来也给了她夺回王位的绝佳机会。两部最著名的《埃及艳后》都是从这里展开。一部拍摄于1934年,由曾经拍摄《万王之王》的导演塞西尔·B·戴米尔指导,另一部则于1963年由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斥4000万巨资拍摄。值得一提的是,1963版《埃及艳后》最著名的倒不是它的成就,而是它“影史最赔钱”的名号,以至于这一部影片就把二十世纪福克斯推向濒临破产的境地。直到2010年,福克斯公司终于宣布此片收回成本,让人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为了拍摄此片,福克斯在英国耗资100万美元重建了一座罗马城。更夸张的是,女主角伊丽莎白·泰勒一个人的片酬就达到了100万美元,而实际支付的数字更是远远超过这些。

  相比起来,1934年版的《埃及艳后》则简单许多,没有宏大的布景,没有高片酬的诱惑和束缚,克劳黛·考尔白塑造出的克利奥帕特拉似乎比泰勒更加真实、可信,而且自带了一种不同于史诗气质的幽默与狡黠。也正是在1934年,考尔白凭借另一部作品《一夜风流》成为了奥斯卡影后,把两部影片加以对照,更能看出考尔白非凡的表演功力。

  凯撒被刺之后,克利奥帕特拉成为了马克·安东尼的情妇,而随着安东尼在与屋大维的斗争中失利,克利奥帕特拉也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凯撒去世之后不久,他的养子屋大维便正式建立了元首制,罗马也从共和国正式变为帝国。在其后的几百年里,凯撒逐渐由元首的姓氏演化为尊称,直到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建立“四帝共治制”,“凯撒”一词正式成为了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皇帝继承人的尊称。而后来的德意志及俄国皇帝也纷纷将“凯撒”作为该国皇帝的专有名词,将这个本未做成皇帝的独裁者永久性地铸进历史之中。有趣的是,尽管其大名被无数后世帝王尊崇,甚至他的名字“尤里乌斯”也成为了西方的“七月”,“凯撒”却始终无法为“公元”划界。

  就在凯撒去世44年后,耶稣便出生在罗马帝国犹太行省一座小城伯利恒,而那句著名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便出自耶稣之口。当然,这时的“凯撒”指的已经不是那个被乱刀刺死的盖乌斯·尤里乌斯·凯撒,而是继屋大维之后的第二位罗马帝国皇帝提比略·尤里乌斯·凯撒·奥古斯都。从耶稣开始传教起,古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便将其当作异教加以禁止和迫害,而政治、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成为很多电影关注的焦点。

  比如,在获得了11项奥斯卡大奖的影片《宾虚》(1959)中,护民官梅萨拉便代表着古罗马正统思想,而贵族宾虚则代表着犹太民族,二者的冲突实质上便是统治和被统治之间的对撞。而另一方面,影片中耶稣的出现又代表着宗教“异端”的勃兴,与梅萨拉所以代表的以朱庇特为主神的多神教正统之间形成了另一组矛盾。随着故事的推进,宾虚逐渐由暴力抵抗罗马转向用“爱”的方式对抗罗马,于是民族和信仰开始合流,真正强大的力量也由此体现出来。这也使得几百年之后的罗马帝国不得不把基督教定立为国教以维护自身统治,承认“凯撒的归上帝”;而事实证明,这种宣扬“爱”的统治思想,确实延长了罗马的国祚。

  事实上,威廉·惠勒并不是第一个把《宾虚》搬上银幕的导演。早在电影刚刚出现的1907年,《宾虚》便已经被制作出来,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但在那时也可以称得上是“煌煌巨作”;到了1925年,米高梅更是推出了143分钟的默片版,创下了400万美元的票房纪录。以50美分的平均票价计算,这部《宾虚》的观影人次达到至少8000万,而当时全美人口仅为1.16亿。

  去年4月,米高梅公司与派拉蒙公司联合宣布重拍《宾虚》,并确定该片将于2016年2月26日上映。我们不禁要问,将近百年,历经四次改编、翻拍,《宾虚》到底还有什么值得挖掘的地方?没人有人知道。不过,故事中的凯撒与耶稣确实有一点不同——前者的功名随着他的死亡化为尘土,后者则在死后化为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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